[⑩] 刘九勇:《儒家家国观的三个层次》,《哲学研究》2021年第6期。
【关键词】 再天下化,文明体,唯物史观,单子论,气论 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。其次,如果说改革更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我调整,那么开放及其带来的一些系列社会经济、政治文化矛盾,则是全球性的。
当代思潮在无器官的身体和机器装置上做了太多的发挥,但始终存在挥之不去的片面性。这是一切活传统的特点,儒家也不外于此。原发的现代化、激进的世俗化与反宗教本身就是镜像中的宗教,是一神论文明的必然产物。这就需要研究者的分析了。后者的最大观念阻碍就是基于诸一神教的宗教冲突。
当前的天下化危机不是诉诸非国家的各种团体就能化解的。必须从伦理、政治、经济生活的总体出发,估计开放带来的意义与危机。陆九渊说,《大学》言明明徳之序,先于致知。
如恶恶臭,如好好色,乃是性所好恶,非出于勉强也。格物而动于思虑,是其为物愈纷纷耳,尚何以为格?(第8册)孔子曾说:士志于道,而耻恶衣恶食者,未足与议也。是分明说与你入便孝,出便弟,何须得传、注。我们先看陆九渊对《大学》的一些整体性评论。
然其自改过用力,亦有如切如磋之意,虽师友切磋,亦吾心受之,非外也。‘赫兮喧兮者,威仪也。
学者疲精神于此,是以担子越重。陆九渊对此论曰:物果已格,则知自至,所知既至,则意自诚,意诚则心自正,必然之势,非强致也。文曰格耳,虽有至义,何为乎转而为穷?文曰物耳,初无理字义,何为乎转而为理?据经直说,格有去义,格去其物耳。但都认为‘八条目有支离之病,此则两人所见略同。
李伯敏说:天下万物不胜其繁,如何尽研究得?陆九渊回答说:‘万物皆备于我,只要明理。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。杨简对此也有批评,他说,作《大学》者,其学亦陋矣。陆九渊认为,《大学》在明明徳,在亲民,皆主于在止于至善,明明德亲民都要归极于止于至善。
程颐论格物时说:凡一物上有一理,须是穷致其理。此谓诚于中,形于外,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
思虑不动,内外融合为一,就不会有对衣食欲望的执着。《大学》修身、正心,《中庸》笃行之,《孟子》终条理者圣之事,此践履也。
《中庸》载孔子曰改而止,杨简由此认为,邪改即止,不可正其心,反成起意,是谓揠苗。学者学道,奚必一一皆同?而欲以律天下万世,无益于明道,而反壅之。(《论语·里仁》),道为形上存在、最高真理,是至善,在杨简看来,道不在外,心即道,此心在道则不在物,在物则不在道。气有所蒙,物有所蔽,势有所迁,习有所移,往而不返,迷而不解,于是为愚为不肖,彝伦于是而斁,天命于是而悖,此君师之所以作,政事之所以立。伊川固出明道下,明道入德矣,而尤不能无阻。二人者,事业不同,其于亡羊均也。
这些都是儒学史上非常另类的观点。(第10册王宏视《大学》为圣经,认为杨简对《大学》的排斥完全是禅学立场,他视杨简为圣学罪人、其说为邪说。
(第6册)杨简非常肯定这句诗所描述的文王境界之浑然圆贯,但对《大学》接着所说止于仁、敬、孝、慈、信则持批判态度,认为这是局而不通,是心外作意。在杨简看来,天下万物,皆我意象,心中无物象则自清明透亮。
(第6册必有事,杨简理解为改过、耘苗、除草,并非正心,心本神本灵,无需正,他还认为孟子这种思想从根源上说来自孔子。在他看来,人心本善是自然自在的,不需要作意、刻意。
《大学》于止于至善后说:知止而后有定,定而后能静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虑,虑而后能得。言舜心本静止,惟安焉而已。在八条目中,格物是《大学》修身的起始工夫。岂曰尽取事物屏而去之耶?岂曰去物而就无物耶?有去有取,犹未离乎物也(第8册)。
孟子言诚身之道,在于明善,故《大学》言明明徳在天下者,取必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间。陆九渊在《武陵县学记》中还说:彝伦在人,维天所命,良知之端,形于爱敬,扩而充之,圣哲之所以为圣哲也。
穷理亦多端:或读书,讲明义理,或论古今人物,别其是非,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,皆穷理也。清代汪中也认为《大学》并不符合圣人之道。
杨简批评《大学》在止于至善,他说:夫所谓至善,即明德之别称,非有二物。(第8册)阳明曾将物理解为心中意象之物,这与杨简有些类似,但阳明以格为正,将格物理解为正其不正以归于正,这与杨简以格为去,又有所不同。
所谓芸苗,乃去恶草,即改过(第9册)。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。陈立胜认为,象山这里明确以爱敬论良知,格物、致知都是格此、致此(良知之端)。必也临事而惧,好谋而成者也。
传统上我们多把杨简视为陆九渊的弟子,实际上,杨简思想与陆九渊在很多方面有较大差别。《论语·述而篇》载孔子对子路说:暴虎冯河,死而无悔者,吾不与也。
总体上看,杨简以其不起意的思想主旨,批评《大学》三纲领相关论述太过支离、割裂大道。‘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。
……人诚知止,即有定论,静安虑得,乃必然之势,非可强致之也。杨简认为:事物之纷纷,起于思虑之动耳。